新时代“全职儿女”现象阐释

新时代“全职儿女”现象阐释

作者：贺晓玲 来源：新华网“学术中国”— 学术理论文献

摘要：近年来，“全职儿女”成为舆论关注的社会现象。这一社会现象既反映出青年在就业与身份认同上的困境，也映射出家庭在应对人口老龄化与代际互惠中的制度与治理缺口。本文以“全职儿女”现象为研究对象，融入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提出把“全职儿女”作为社会再生产与家庭治理的问题来审视。本文提出在制度保障与心理支持之间实现协同，以促进家庭功能与公共服务的互补，帮助青年顺利完成社会角色的转型，并维护代际共生的稳定。

关键词：全职儿女；家庭系统；社会再生产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全职儿女”一词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成为反映代际关系与家庭治理挑战的重要社会窗口。豆瓣“全职儿女工作交流中心”小组现有5000多名成员；2023年央广网报道称，一位40岁的男子放弃上海月薪2万元的工作，在家照顾父母，每月可领取5500元的“薪资”。随着这一现象的不断发展，“全职儿女”现象正在逐渐增多，并引发了社会的关注。

从政策与治理的视角来看，这一现象涉及养老负担、家庭照护劳动、青年就业与社会结构性安排等方面。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强调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促进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庭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实现国家发展与社会和谐的重要依托。将“全职儿女”问题置于这一政策背景下，有助于从社会实践层面引入理论分析。这一问题的重点是如何将家庭内部的照护劳动、青年身份的建构与国家养老及就业政策联系起来进行解释与治理。

二、现象描述

“全职儿女”既被视为“新式孝道”，也常被指责为“啃老”。从劳动形态层面来观察，许多青年并非纯粹“闲置”，而是承担大量家务、陪护及情感劳动，这类劳动虽有价值却未被市场与制度充分认定。就业压力、养老负担与代际关系重构共同塑造了“全职儿女”现象的出现。

结合社会观察与既有学术研究，“全职儿女”主要包括三种类型。

阶段过渡型：以未来目标为导向，暂时依附于家庭。这类青年往往正处在考研、考公、留学的准备阶段，把家庭当作临时过渡的地方。他们在家中承担部分家务，同时开展学习及备考事宜，显示为以未来为导向的自我调整。对他们而言，“全职儿女”身份是一种阶段性的选择方式，体现出在不稳定的环境下对稳定和支持的需求。

避险依附型：因职业挫折或经济压力退回家庭，伴随着焦虑与身份困惑。面对就业压力和经济环境的不明朗，一些青年在职场屡遭挫折后选择“退回家庭”。他们大多会伴随着自责与焦虑的心理：一方面依靠父母给予经济支撑，另一方面忧心失去独立性与社会认同感。这类青年容易呈现出“延迟社会化”的相关特征，同时存在潜在的身份认同危机。

护理主导型：承担高强度照护，可能导致心理与体力负担。在部分家庭中，鉴于父母身体欠佳或者老人失去了自理能力，部分青年不得不长期挑起照护的担子。他们承担医疗陪伴、情感支持等事务，甚至通过辅助父母运用智能设备等方式开展“数字反哺”。这种高强度的体力与情感劳动，容易导致这类青年出现照护负担与心理倦怠，心理学相关研究把其称为“照护者负担综合征”。

三、理论分析

在明确了“全职儿女”的类型后，本文从身份认同、家庭系统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的视角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身份认同视角

青年的主要任务是形成职业身份与社会角色。青年需要通过职业定位来实现社会价值，同时完善对自我的把握及对社会关系的定位。“全职儿女”这一身份本身存在模糊性：既突破了一般学生的定义，又暂时尚未进入社会的就业体系，社会身份仍处于过渡阶段。长期挣扎于这种价值模糊阶段的青年，容易对职业目标产生困惑，对社会身份的探索也存在不足。这可被称为“身份认同弥散”，体现为缺乏长远目标，且对自我价值的认知存在模糊。身份认同危机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是降低其独立生活与社会适应的能力。

（二）家庭系统视角

家庭系统理论关注边界、角色与互动模式。“全职儿女”现象的出现往往代表着家庭边界在变弱：青年需要重新深度介入父母的日常时光，肩负起照护与情感陪伴的任务。在短期内，这种边界弱化能够增强家庭凝聚力和应对压力的能力。不过从长期来看，缺失有效边界可能会引起两方面的潜在危害：一是年轻一代的社会融入与自我发展受滞；二是当“全职儿女”没有外在收入，主要依赖父母的工资或养老金去维持家庭运作，家庭经济的风险抵御能力不强。一旦父母出现健康危机或家庭突增刚性支出，或将引发家庭财务与生活系统的失序。

（三）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视角

将“全职儿女”置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框架下，可找出其深层次的结构性原因：家庭承担了很多未进入市场统计范畴的再生产劳动，包括照护、家务以及情感维度的劳动。这类劳动在市场统计里一般是被忽视的，但实际上它是社会再生产、人口质量维护及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基础。当国家在照护与养老等公共服务的供给方面存在缺位情形时，家庭往往被迫承担更多的再生产责任，从而造成明显的“制度性缺漏”。“全职儿女”为家庭在制度缺失时的自发自我调适，也是社会分配机制和公共服务体系存在缺陷的信号。将“全职儿女”现象置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框架下有益于将个体及家庭困境提升至国家公共政策议题的视角。

长期处于“全职”状态中，也许会引发个体自我效能感减弱、角色混淆不清、抑郁等负面心理效应，同时会造成家庭收入结构过于依赖单一渠道，从而降低整体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倘若治理跟制度安排未及时跟进，家庭和个体将面临长时间的隐性压力与功能的失衡。

四、对策建议

（一）制度层面

第一，承认并补偿家庭照护劳动。在长期护理保险、家庭照护者津贴、灵活就业参保政策上做出规定，使家庭内部的照护劳动获得制度性承认与经济补偿。

第二，完善社区与居家照护服务。扩大社区日间照料、居家养老和适老化服务供给，减轻家庭的直接时间负担；对困难家庭实施重点兜底政策。

第三，职业与教育政策衔接。对阶段过渡型青年提供“家庭基地＋技能晋升”的计划（如在居家期间提供在线职业培训、实习机会等），使“全职”状态转化为职业成长路径。

（二）社会与社区层面

第一，建设家庭照护互助网络。促进社区组建照护互助小组，实行“照护时长换服务”的机制（如照护积分兑换社区服务等）。

第二，女性与性别平等干预。通过政策和宣传缓解家务的性别分工态势，促进男性加入家庭照护行列，从而平衡家庭成员的照护负担。

（三）心理与个体层面

第一，心理辅导常态化。为避险依附型及照护主导型青年提供易于获取的心理支持与职业指导，协助其重新构建自我效能与职业认同。

第二，家庭功能训练。依靠家庭教育与辅导，助力家庭重新塑造合理边界，恰当分配照护任务，避免因“过度卷入”引发功能失衡。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全职儿女”问题有助于实现从“道德评价—个案同情”到“理论判断—制度回应”的转向。从理论的角度出发，把个体身份、家庭系统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视角组合在一起，不仅为微观个体行为的阐释做了补充，还点明了宏观结构上的治理路径。就实践应用层面而言，该研究为地方政策的制定、社区服务的设计以及社会保障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撑。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课题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项目编号：21BGL202）；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XL22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