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讯：北京师范大学大师讲述之赵铮

本篇文章9916字，读完约25分钟

编辑:赵峰，我校物理学系教授，中国引力和相对论天体物理学会理事长。 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士从诺奖获得者布里彻高津教授那里获得了博士学位。 赵峰长期从事理论物理教学和研究，在黑洞的热性质、时空奇点、表速同步与热力学的关系等方面做着创新工作。 他热心于科普工作，向社会各界推进物理学基础和尖端知识的普及，科普著作获得了中国图书奖。 从这次开始，我们将和赵峰教授一起访问物理学莫名其妙的缘分。

赵铮:我的物理缘分(1)

少年故事

我1943年8月出生在四川省成都。 我父亲是江西省偶然乡人，母亲是山西榆次常家大院的人。 我们一家为了抗日战争从山西搬到了四川省成都。 当时父亲是四川大学的毕业生。 1949年解放后，北方大学招人，我们一家先到了张家口，后到了北京。 我的小学在成都、张家口和北京学过。 中学在北京读过。

小学的时候，我成绩不好。 我记得在张家口，全班46人，我排在第43位。 到了北京后，考了五年级，我还没及格，结果留了一级，又上了四年级，这次失败的经历对自己产生了影响力。 重读这一年，我的知识基础比较好。 当时学校条件差，学生也少，五年级后，两个小班还在一个班，总共只有十个男孩。 我五年级的时候竟然得了七八个两分。 包括历史、自然等科目。 我记得期末考试。 历史上有“国家是怎么产生的”的问题。 我答不上来，结果得了两分。 转学时找班主任办理手续，她一边给我带来成绩单，一边对其他老师说:“我们班的好学生都去。” 我总是很吃惊，不知道她怎么看我是个好学生。

转学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拐点。 那时，一位美术老师对我很好，一直鼓励着我，我的成绩开始逐渐变好。 上中学的时候，没考上北京四中，进了北京一中。 回顾这个经验，我觉得对自己反而有利。 在这所中等学校，自己逐渐成为精英，自主学习，有很多空空闲的时间，度过了自由的日子。

当时北京一中扩大，教室不足，所以使用了两部制的课程，每天只上半天课。 这是因为有很多自由时间。 等到前三天，我自觉应该努力，制定计划，努力学习。 我有从3号开始给自己制定计划的习惯。 这个习性没有被任何人诱惑。 因为家里也不重视我的考试成绩。 之后，成绩突出，但自己没有意识到。 当老师要求班上的同学学习时，我意识到自己成了班上的精英。 中学(微博)的时候，我被推荐到了本校的高中。 高中成绩一直领先，压力小，对此有余力，所以做了其他工作，做了班长、团支书等。 另外，为了赶上困难时期，不能吃饱肚子，在学校每天睡12个小时，保留体力。 我利用这个时间读了很多书。

我从四年级开始读《水浒传》。 这本书后来成为影响自己的最大书之一。 我个人为了公平的正义，说公正的话，佩服拔刀相助的精神，一般同情大众。 中学生的时候，除了《红楼梦》，古典小说的名着大部分已经读过了，这对自己的古文阅读很有帮助。 高中读的课外书主要是科普书。 特别是“原子核能源”、“少年天文学家”、“每月之星”等令人印象深刻。 北京一中的图书馆历史悠久，藏书丰富，给了我越来越多的阅览机会。 在那里高中度过了2年以上的“神仙生活”:大量的空空闲时间可以自由支配，肚子有饥饿感，和什么样的云游僧侣和神父相似？ 当很多人关心营养和饥饿的问题时，我自己转移了观察力，把精力放在读书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科学有趣的原因是五六十年代的“火星大碰撞”(太阳、地球、火星位于同一经典线上，这种天文现象被称为“冲日”，简称为“冲”。 火星最近保持距离时发生的“冲”被称为“大冲”。 广东天文学会的专家认为每79年就会发生罕见的火星大流行)。 自己正好在同学家用望远镜见过火星。 这是浓厚的有趣，我想成为科学家。 但是，我自己没有考虑如何成为科学家。

解放初期几年自然灾害的现实，进一步巩固了我作为科学家的想法:我以为部分原因是苏联专家撤退所致。 因为这个自己暗地里决心努力成为中国的专家，为祖国做贡献。

高中期间，我参加了一个有趣的小组。 当时在化学集团，经常去听北大教授的化学课。 在这期间，我对周期率很有意思。 我佩服门德列耶夫。 他从杂乱的因素中找到了这么美丽的法则。 青少年时代非常关注天文学和核能，但当时对化学、天文和物理感兴趣。

我记得当时的中学课程中政治教育的文案很多，自己受到的影响很大，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的思想在那时扎根于心里。 我喜欢历史，只要有历史我就喜欢。 比如在古代的中国历史、西方历史近代史上，如果谈论朝鲜战争的话，通常学习朝鲜战争史的人不能说像我一样生动。 因为我知道很多细节。 我可以谈谈大家的兴趣。 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我可以连续说几天。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到结束，怎么一步一步地打？ 我很了解经过，所以不相信西方的话。 他们总是强调美国和英国是主力。 其实主力是苏联，美国确实起着很大的作用。 但是，德军主要是苏联全灭，日本和意大利的力量远远不如德国，不是完全一样的水平。 美国人说俘虏了1200万德军。 那时，德军战败了。 他们向苏联投降没有好处，苏联人不得不报复他们。 他们在苏联杀了这么多人，摧毁了那么多城市，所以跑到西方，看到英国人、美国人就投降了。 另外苏联人也有他们毁灭了多少关东军的关系，那时日本人也不行。 日军也认为，与向中国军队、美国军队投降相比，向苏军投降更好。 因为他们对苏联没有很大的危害。

那时，我在物理上也有了一定的有趣之处。 在特别困难的时期，我读了很多书，心里有了自己的想法。 你为什么感觉自己做不了很多东西，应该依靠别人？ 当时的年轻学生都很爱国，正在考虑如何提高科学技术。 学习时在心里积蓄力量，都是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

有时我觉得如果我的少年时代是和平富裕的时代，就可以粗略地学习历史。 当然不太简单，但以后学的话，可能会有什么更感兴趣的。 就像我们家的环境一样，父母并不赚钱，但还是很充裕，家里也不要求做家务。 我不要求打工。 我可以集中时间看书。 我父母是教师，教师有很大的优点，有在家准备上课，在家看书的气氛。 如果在家整天打麻将，那不是一团糟了吗？ 那时家里没有电视，完全是安静的读书环境。 父母给我的影响是敬业，但对科学研究不太了解，对孩子的教育也比较随意。 总之在家比较自由，读书的习惯受到家庭气氛的影响。

赵铮:我的物理缘分(2)

缘师大

进入中科大(微博)学习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转变之一。 当时有几所大学在推进招生。 北大，清华(微博)，科大，我考虑过了。 我也去北大物理系参观了他们的实验室。 但是科学大学的招生推进由钱三强、华罗庚等科学家报告。 我听了钱三强的报告，受到了很大的鼓励，决心考上科大。

1962年高考(微博)很公正，基本上不看政治条件，分数是唯一的标准，我考上了科大。 科大当时师资力量不及北大、清华。 北大、清华积累了很长时间，科大成立于1958年，当时暂时从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和大学毕业的学生担任教师。 但是，科大有很大的优点。 最好的老师讲课基础科目，院士(系委员)们亲自给学生讲课。 像华罗庚一样对数学系的一年级学生说高等数学，严济慈、钱临照院士对各系说普通的物理。 这个方法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师大就业后，我一直认为应该重视大一、大二的基础课。 基础打好了。 今后没有大问题。

在大学阶段，国家的经济状况不断好转，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 前三年的大学生活很充实。 科大的学生都很努力，大家都很努力学习。 当时科大主楼日夜灯火通明，开夜车的人还没走，开早车的人来过。 所以当时的北京中学生之间说“贫穷清华、富北大、不可丧命的上科大”。 这话我深有体会。

大学三年前，除了我不能参加政治活动和体育训练以外，其余的所有时间都撞在书上了。 假期很多人不回家，一是因为家里有困难。 往返列车票是半价，可惜。 另一个是因为我想在假期看书。 那看什么？ 有些同学读了学的书复习。 我觉得自己数学不太好，但是科大的数学不太简单，考试题更难。 我问了从上海来的同学，你是怎么学习数学的？ 他说你只要读教科书就什么用都没有。 我必须看费希金·戈尔茨的《微积分学教程》，做吉米·德维奇的《数学解题集》的问题。 当时就是这样做的。 第一个假期读了《微积分学教程》的第一卷。 之后，我用大概的四五个假期读了《微积分学教程》八本中的五本。 但是，实际上连莫斯科大学的数学系都不要求读完，他们也只是读简单的书《数学分解原理》。 除了数学，我还读了很多相对论的书。 当时找不到懂广义相对论的人，利用假期买书自学，每天上午、下午、晚上分别读了三种书。 物理、数学和马列主义。 那时我读了坦格利尼写的《广义相对论导论》，也看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意义》和伯格曼写的《相对论引论》的一部分。 虽然读不懂，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政治书籍，如《共产党宣言》、《法国内战》、《国家与革命》等多部原典当时我都读过。

接触相对论行业的是中国科学院相对论小组。 当时湖南教师做了钟摆实验，得出了一点推测结论，引起了一些争论。 于是中国科学院成立了相对论研究小组，组织了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化学所、天文台、科大、清华、北大之一参加研究。 当时在“文革”期间，老先生们受到了冲击，所以去各部门的人是年轻的科研人员和学生。 因为对相对论感兴趣，科大选择了我和朱清时(后来担任过科大校长)的两个学生，但我不到两个月，因为政治原因就提前离开了，后来朱清时也离开了。 这个小组后来发展成了批判相对论的小组，然后发展成了今天的中国科学院的理论物理研究所。 我对相对论没兴趣，但我很高兴有机会合法阅读相对论书。

大学三年前的基础科目我学得很好，从四年级开始分为专业，我分为激光专业，这是全国第一个激光专业。 当时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和半导体所负责科大的物理系，钱临照院士主持教育工作。 很多课由钱临照自己去或自己安排，基础课由严济慈去，当时关肇直、吴文俊等老师也在上基础课和专业课。

之后，国家形势好转，但与苏联的关系恶化，我自己有更深的责任感，想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做贡献，想做更重要的工作，但由于政治原因没有机会。

其实我上了短短三年的课，四年级做了一年的“四清”，然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 但是，至今为止我上的三年课很重要，我现在有很多东西依靠当时三年的基础。 遗憾的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我们没有机会完成本科课程。 我希望现在的学生珍惜机会，大学能扎实学习四年。

我1967年大学毕业了。 因为“文革”的毕业分配晚了一年，所以在1968年正式分配。 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哈尔滨石油化学研究所。 结果，走之前又在部队农场工作了一年多。 因此，我从大学四年级开始，一年工作“四清”，两年工作“文革”，前后五年完全脱离了自然科学。 去研究所做的也不是我学的。 因为是化学研究所。 我在那里做x射线衍射实验和催化剂的研究等。 后来研究所希望我学习核磁共振，派我去师大物理系学习。 那是我第一次上师大课，没想到后来来这里工作。

我回国后考虑了研究生考试(微博)的研究生。 最初我想考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打算考科大，南迁合肥。 后来，我看到北师大也在招收相对论的研究生，我写信发了我的两份稿子。 一个是写马赫原理的，另一个是关于宇宙学的红移。 天文老师回复我，我决定考师范大学天文系的研究生。 当时的师大天文系是全国唯一的两个天文系之一，另一个在南京大学(微博)。 考试没有特别重视。 我认为指定的参考书很简单。 我连复习的时间都没有。 结果，高等数学考试都是妙手题，考试很糟糕。 第二天考了量子力学和电气力学，最初八问一问都不会，但我想着怎么也交不出白纸卷，就坐在那里。 往后看，八题会。 第七条路也是最后把第八个问题颠倒过来做的。

最后我总是依靠量子力学和电动力学抬起来。 复试时刘辽对我很满意，当场拍照要求我，于是考上了北师大。 当时北师大天文系只招收两名相对论研究生，都是刘辽拥有的。 我三年的研究生课程都是和物理系的研究生一起上的。 当时的学生都在努力，珍惜文革后来的难得的稳定环境和学习机会。 我在研究所已经开始了科学研究，虽然有一定的科学研究经验，但是相对论研究还是刘辽带我去了大门。 基础是他帮助我的，第一个课题也是他选的。 我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开始发表论文，在刘先生的指导下慢慢钻研，进入了科学研究行业。 后来，我一直接受他的指导。 硕士研究生期间我做的研究比较多，一共做了12个研究主题，6个成功，出了6篇论文。

毕业后，停留在物理系的工作，一方面继续进行黑洞相关的研究，另一方面跟着老教授开始了2年的课程。 师大老师的课很认真，特别清楚。 刘辽、喀兴林、梁绍荣、高尚惠、梁灿彬等老师讲的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之后的教育工作者受到了他们的影响。 要总结自己的特长，首先要基础扎实，物理图像清晰，想象力丰富，有跳跃思维，容易找到主题。

赵铮:我的物理缘分(3)

师恩难忘

我从1978年开始加入北师大相对论研究小组。 这个团队对相对论学科在中国的迅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意义。 “文革”以前，中国只有理发相对论研究，没有形成气候。 “文革”期间，有点初级相对论的探讨在混乱中出现。 真正的相对论研究始于“文革”之后。 改革开放的春风沐浴在神州大地上时，忍受着一点严寒而生存的相对论探险家开始推进、普及这个理论，开展合法的研究活动。 以刘辽为首的北师大相对论小组是当时三个最重要的研究和相对论的普及小组之一(另外两个在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刘辽出生于湖南湘潭，1928年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 刘辽的父亲刘朴是有名的中文教授，应20世纪20年代后期兼任东北大学(微博)校长的张学良将军的邀请，在该校任教。 那时日寇的死我的心很明显。 刘朴教授悲愤之至，给自己的四个新生孩子取名为“辽”、“子复”(给三个哥哥取名为“沈”、“子恢”)，意味着恢复辽沈。 坚强的爱国之心又给刘朴教授写了《过辽论》，暴露了日本鬼子和汉奸痛失我中华的阴谋。 这篇论文当时广为流传，有影响力，因此被日本鬼子观察，把刘朴教授视为眼中钉。 因此，刘朴教授必须在“918事变”前夕全家迁居关内，避免日寇、汉奸的迫害。

1947年，刘辽在重庆中学时，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极为反感，参加了共产党的周边地下活动，秘密分发了《挺进报》。 他写入党申请书时，川东地下党被国民党反动政府发现，许多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刘辽的名字也上了黑名单。 幸好在此之前离开了四川省，于1948年进入北京大学(微博)。 在北平，刘辽加入了党的周边组织民主青年联盟。 他积极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国民党政府示威活动，监视间谍学生的下落，反对国民党政府南迁到北京大学的阴谋，以热情迎接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 新中国成立后，“民青联盟”的成员可以自动成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但刘辽觉得革命完成了，今后的首要任务是科学技术救国。 这不是因为他改变了小组，而是把自己的热情注入到学习中。

1956年，刘辽调到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 不久，整风运动、“反右”斗争在全国展开。 刘辽也卷入了洪流。 “右派”帽子，他戴了就18年了。 之后，政治运动升级，刘辽反复批评、劳动改造，他和家人长期以来受到巨大的政治压力和各种歧视。 但是刘辽没有被巨大的压力压垮。 他强烈希望利用劳动余地研究科学著作，特别是广义相对论，靠自己的力量进入科研行业。 劳动改造之余学习理论物理，在黑暗中形成了师大的第一个相对论小组。 改革开放后，致力于相对论研究的近20年刘辽先为广义相对论产生了积极的传播者和科研专家。 他走出校门，到处讲课，桃李形成了充满天下的局面，当时全国研究相对论的人，约有三分之一直接或间接来自他的门下。

80年代初，北师大相对论小组梁灿彬前往美国跟随国际著名相对论专家瓦尔德( r.wald )和杰拉奇( r.geroch )学习广义相对论，将整体微分几何学表现的现代广义相对论形式引入中国。 梁灿彬在现代微分几何和广义相对论的教育和传达上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为推进中国的相对论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是北师大相对论集团对中国相对论事业做出贡献的第二波。 “近水楼台先登月了”，我继续听梁灿彬先生的数学期讲座，知识对我以后的科研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我跟着刘辽首先从事黑洞和时间性质两方面的研究。 他直接指导了黑洞量子热效应的研究和引力波的研究。 在他的讲义中，有名的物理学家朗道介绍了关于“和传播性”的工作，但广义相对论书和文献都没有涉及这个重要问题，使我大为有趣。 在随后的几年里，发表了很多黑洞热性质的论文。 然后，断断续续地考虑“性”的问题，考虑能否定义时间的问题。

1985年，我去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留学，遇到了我人生中另一位重要的老师——诺奖获得者普里戈金教授。

普里斯特利教授对中国很友好。 早在1979年就来过中国参加“第一次全国非平衡统计物理学术会议”。 他多次邀请中国学者到他领导的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索尔文国际理论物理和理论化学研究所以及美国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统计力学和热力学研究中心工作、进修、访问，并经常与中国有关机构交换学术资料，互相研究成果

政治普利司通没有直接参与过，但他希望全世界人民和谐相处。 比如他的研究所里有中国、印度等很多国家的学生，我和印度学者相处得很好，他很满意。 不同国籍的人提出意见后，他不太高兴，认为不应该区分民族种族。 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学术活动比较多，经常有各种讲座，图书资料也非常齐全，对我很有好处。

一般来说，普里戈金看起来已经出名了。 当时过了花甲他应该享受清福，但他一直很勤奋，假期也经常在办公室工作。 他每天的事业计划排得满满的。 见到他的人和见到他的人都通过秘书约定了时间，因为上一份工作迟到了，所以经常推迟约定的时间。 有一次他让我第二天下午去见他，我提醒他第二天是法定假日，他说他知道，他在办公室等我。

在我心里，普里戈金是个帅才。 他对什么都感兴趣，部下一点也不习惯他，他说什么都在研究，其实我觉得这才是ao的表现。 其他人比不上他。 他对统计物理、宇宙进化、量子理论和历史感兴趣。 他最感兴趣的是“时间箭头”，是时间方向和经过性(即不可逆性)的根源。 他推测宏观不可逆性来自微观不稳定性，但在这方面花了很多时间。 他跟我讲了几次宇宙进化中的熵变化问题。 在此期间，我看了一些非平衡统计的资料，对相对论的非平衡统计理论进行了一点探讨，花了很多时间思考“时间箭头”的问题，但都没有取得重要的突破。 但是，关于探索，进一步加深了我对“时间”问题的兴趣，认识到“时间”问题比“空间”问题有很多复杂，内涵也丰富。

之后，“黑洞”和“时间性质”的研究伴随着我大部分的科研生活。 一边继续研究黑洞量子热效应和新闻保存问题，一边思考时间的定义、时间有无开始和结束、时间的经过性等问题。 我希望自己的工作能经得起几个领导的培养。

赵铮:我的物理缘分(4)

青年是科学发现的主力军

我长期从事理论物理的研究与教育，特别是相对论、黑洞与宇宙进化的研究与教育，为文、理、工、农、医各专业的学生举办科普讲座。 在与学生的接触中，我深深地感到，如果让年轻人理解自然科学在人类文明迅速发展中的作用，理解人类文明在宇宙进化中的位置，就能大大拓展他们的视野，提高他们学习的乐趣。 有趣的是创造天才和动力的最重要源泉。

事实上，自然科学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是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催化剂。 科学和文明是分不开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是相通的。 现在的教育体制太早了，把学生分为文科和理科，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割裂开来，绝对有助于年轻人综合素质的迅速发展，无助于优秀人才，特别是优秀人才的出现。

过去几百年来，物理学对文明和社会的进步起着重要的作用。 让年轻人特别是学习文科的大学生理解物理学最重要的思想、文案和做法，以及物理学与人类文明的关系，确实是非常有益的事件。 我想在这方面尽自己微薄的力量。 因此，我写了一点《探索上帝的秘密》、《物理学与人类文明》、《黑洞与弯曲时空》、《物理学与人类文明十六话》、《相对论百问》等书。 希望通过这些通俗的物理学科学读物，让各专业学生避免繁杂的数学计算，在比较简单的情况下，掌握深奥理论的第一思想，理解科学发现的曲折过程，学习科学研究的做法。

纵观500年的自然科学史，青年是科学发现的主力。 伽利略25岁被誉为“现代阿基米德”。 牛顿在23岁到25岁之间完成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科学发现。 莱布尼茨27岁发明了微积分，伽罗瓦20岁创造了群论。 亥姆霍兹在26岁，迈尔在28岁时提出了热力学第一定律。 克劳斯26岁时提出了热力学第二定律。 开尔文在24岁时提出了绝对温度基准，预见了热力学第三定律的存在。 麦克斯韦25岁大幅度改善电磁理论，34岁建立了著名的电磁方程组。 爱因斯坦26岁发表狭义相对论，提出光子说，36岁发表广义相对论。 历史上的重大科学发现，往往是年轻人创造的。 他们没有老年人那么丰富知识，但保守思想少，有最创新的精神。

现在很多欧美国家的教授都很佩服中国学生的考试能力，但我觉得中国学生的科研能力不如考试能力好。 这反映了中国学校教育成功的一面和失败的一面。 一般来说，中国的学校努力学习，强调基本功，强调练习，但中国学生投入的力量和时间远不如欧美学生。 但是，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中国学生进行实验的机会远远少于欧美学生。 而且，在教育过程中，中国老师经常不观察科学思想和探索精神，不让学生理解科学发现的困难过程，不观察培养学生科研的做法和有趣，因此中国学生的“考试长，科研短”这一“奇特局面”

我建议你知道苏末菲的“人才特别快车”。 鲍恩在哥廷根大学的研讨会和哥本哈根指导的理论物理所，读了《比千人太阳还亮》和《居里夫人传》两本书，你们然后就可以知道成才之路了。

同学们要相信自己的实力，抓紧时间，努力进步。 我们的北师大在实力上可能比北大和清华弱，但在全国绝对是一级。 所以希望同学们有自信，有做出巨大贡献的志向。 就像拿破仑说的“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做科学研究应该先“追”好领导，跟着他去高处，科学研究的起点很高。 一开始没有好工作就没关系。 刘辽告诉我，科学研究是一代人爬楼梯，不能马上上来。 年轻人可以读一点课外读物、科普书、科普杂志，扩大知识面，从中安静地提高自己的创新能力。 近代以来，我国自然科学缺乏独创的东西。 许多人强调逻辑推导，但实际上逻辑推导的东西不是最重要和根本的。 有名的物理学家福克说，科学天才，不仅是天才的发现，而且不是由逻辑推理推导出来的，而是推测出来的。

同学们应该更多地了解“活着”的科学史，而不是教条式的“死了”的科学史。 科学史教育不是简单抽象地阐述人物介绍、经济背景和社会背景，而是通过科学家如何成才、如何思考、如何提出问题、如何面对困难、如何面对失败和成功的真实故事来体验学生 让同学们理解科学家的重大发现背后有什么样的失败和苦难，不再神化科学家，让学生们看到真正的科学家是人还是上帝，并不是不能高高在上。 这样的话，大家不会认为科学是高度不可预测的东西，对科学研究也想做吧。 思想上要大胆创新，错了也没关系，不冲突是大问题。

我们北师大的学生可能自信不太强。 缺乏北大清华学生那样的“狂”力量。 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年轻的时候就觉得有点“狂”，没觉得能把别人追上我。 其实我们师范大学的同学基础很好，应该很自信。

翻开历史悠久的卷，就知道“自古英雄生少年”。 青年应该有志，有野心，不要在权威面前降低自尊心。 像牛顿一样，应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努力闪耀青春。 青春的光辉，第一是勤奋而不是天才。 爱因斯坦说:“在天才和勤奋之间，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勤奋。 那几乎是世界上所有成果的催生婆”。 所以青年一定要勤奋。 点科学家出身于名门望族，但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出身于普通家庭，大多出身于贫困之家。 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出身平民，他对哪个贵族上流阶级的孩子说:“我没有突出的家世，但我的家世为我突出。” 贫贱往往是人们奋发图强的动力。 蒲松龄也曾因下面的对联自勉而自警:“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于属于楚。 苦心人，上天不负责任，卧薪尝胆，三千越甲能吞吴。 ”。

最后，我想用清代诗人赵翼的两首诗结束本文。 “江山代有才能，各受数百年风靡”。

(完)

特别是根据各方面情况的调整和变化，澎湃网提供的所有考试新闻都将参考，请根据权威部门对考生发表的正式消息。